各位专家、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

我长期在河南省的社科研究机构工作，是做智库研究的。这几天，听了20多位国内外专家谈论新技术革命、数字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感到很开思路，受益匪浅。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国同属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是相同或相近的，专家们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也会比较接近，因此，开展国别分析与研究，进行直接对话和沟通，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主办方安排我做一个总结发言，我就谈几点认识和感受。

第一点，我认为第六届“中拉政策与知识高端研讨会”选择在河南省省会郑州市举办，真是选对了地方。各位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专家、官员来到河南，来到郑州，通过实地考察和交流，能够更加真切、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发展，感知中国的真实情况，从而能够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和结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天有一位专家演讲中说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营商环境评价结果排名，由2018年的70多位前移到30多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当然是了不起的进步，但我要说，对这个结论也不要太当真，不要被这个数据误导，不要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好的不得了了。不是那回事。有时候数据具有欺骗性。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价，是选取上海市、北京市为样本，用的是这两个城市营商环境改善的数据，其中，上海占60%的权重，北京占40%的权重。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北京不代表中国，如果硬说能代表，那他们代表的只是中国最现代化的部分。所以，作为中国的官员和学者，我们不能过于乐观，更不能沾沾自喜，我们也真诚地告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朋友们，就总体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没有那么好。早些年，有一份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报告认为，就现代化水平和进程来说，中国的上海市和中国的西藏藏族自治区相比，相差一百年。

我的意思是说，上海、北京的营商环境好，不代表中国整体的营商环境都好，其中也包括了上海、北京的数字技术发展、数字化水平、市民数字服务的情况，要大大地好于中国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如果世行不是选了上海、北京做样本，而是选择中国中西部的省份和城市，其结果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当然，世行对别的国家的评价，也可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最代表中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就是河南省、郑州市。中国有一个领导人，就是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河南在我们中国国内的位置，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一个缩影。”他还说：“不到类似河南这样的省份工作不算了解中国的国情。”李长春上世纪90年代，在河南担任省长、省委书记长达8年时间，他有资格说这个话。所以，我认为，中拉政策与知识高端研讨会在中国举办，就应该选择最能代表中国的省份和城市，并且我建议，应该延续这样的选择和做法。

第二点，我认为这是一场高质量、高水平、十分成功的国际学术会议，主要表现在：首先是议题宏大且有意义，如“市民数字服务”“可持续城市创新”“未来物流”以及“数字政府的构成要素”“将市政府融入国家数字战略”“水资源管理”“管理‘最后一公里’”“ 运用数据改进政策制定和服务提供水平”等，这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其次，演讲嘉宾的选择很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仅就中方来说，莅临论坛发表演讲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赛迪)研究院卢山院长，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的贺登才副会长，都是中国在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他们代表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最高水平；其三，会议安排介绍了一些很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如门多萨的城市排水系统、哥伦比亚的国家物流战略，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的绿色发展，还有中国的海绵城市计划、长通物流的绿色计划、宇通新能源客车的研发与推广情况等，这些案例的导入，使研讨更加生动和有针对性。还有，把郑州作为样本，安排了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杨东方主任做了“运用数据更好服务郑州市民”的报告，郑东新区管委会周定友副主任做了“郑州的城市规划理念：以东区为例”的报告，还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副省长做了“郑州的经验”的报告，我作为郑州市民，听了他们的报告，感到很受鼓舞。其四，中拉各位专家们在演讲中传递的信息，分享的观点，提出的主张，不仅十分前沿，而且十分务实，给我们很大的启迪和借鉴。

第三点，从多位专家的演讲和现场交流讨论的情况，我有几点突出的印象：一是，数字化浪潮蜂拥而至，正在改变世界，正在重塑政府，这是挡不住的潮流，我们必须顺应它，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要用真心和匠心拥抱它；二是，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的确给许多行业带来了冲击，数字化对城市发展、对市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应当及早着手，正确应对；三是，数字技术的兴起，使得政府不仅在服务市民方面必须实现变革，而且在管理内部事务方面也在尝试变革，就中国和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来看，数字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各有特色，应当相互借鉴；四是，数字化的推进是个系统工程，不能孤立地进行，我们不能就数字化谈数字化，而要从政府功能、营商环境、社会认知、技术支撑等方面来考量和评价；五是，在中国，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数字化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地方营商环境优劣的重要尺度，正在成为区域竞争的重要领域和制高点。

第四点，从各位嘉宾的演讲和交流中，我们也体味到，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的推进，尽管国情不同、重点不同，方式方法也不同，但也有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经验：一是，都要靠政府的重视和推动，并要把有关计划尽快地从中央政府推广到各级地方政府；二是要靠学界和智库的引领，昨天下午，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卡多纳教授就谈到高校和智库的研究能提供专业的工具和支持，在产学研一体化、防控风险、优化政府决策方面切实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发挥纠偏纠错功能。我认为他分析的很到位，当然，我们也承认，在中国的体制下，智库要保持独立性，发挥纠偏纠错的功能要困难一些；三是要靠专业机构、民间力量和广大市民的广泛参与；四是要靠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普及，第一位的当然是政府决策者和领导人认识水平的提高。

第五点，我提出一个看法，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特别是中国同仁们的认可和支持。就是我们研究城市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研究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可持续城市建设，研究重塑政府和政府服务流程，不能仅仅盯住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应该把重心下移一些，更多地关注中小城市。这样说，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半城市化问题、粗放发展野蛮增长问题、重外表轻内涵问题，生态保护和文脉传承不够问题等，大城市特大城市存在，中小城市同样存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更突出，亟需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予以矫正和解决；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中小城市和县级以下的乡村，那里的数字技术推广和数字化水平相对更为落后。以河南为例，人口超过一个亿，目前还有56%的人口生活在县域范围，仅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县（市）就有26个，省会城市、省辖市、县级市和县城，加起来有120个，其中，中小城市是大头。在我们谈论城市政府的数字化重塑，数字如何服务市民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些城镇化率偏低的地方，不要忘了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更需要数字化技术的支持和帮助。

我就谈这些。谢谢大家！